10.18.2010

(三十三)偉大的賽匹克河之旅之三:船貨運動與大人物

與Sumundo村男子會所中的朋友閒聊


Sumundo是我們在Sepik河流域第一個停留的村落,隨口問了大概是那人類學家才會感興趣的幾個問題。而當地人的回答,其實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如同亞洲的印度與中國,大洋洲的新幾內亞不知擄獲了多少歐美人類學家的好奇心,前仆後繼地在新幾內亞進行田野調查,也生產出許多在人類學界相當知名的民族誌與理論。其中最廣為人知的除了那個當年因為戰爭,倒楣地被迫留在初步蘭島區域的馬凌諾斯基,「因禍得福」或者說「陰錯陽差」地創立了人類學研究方法中的田野調查典範,以及隨之而來關於該區域的kula圈交換體系之外,大概就屬文化人類學教科書中皆會提到的「船貨崇拜」(Cargo Cult) 或者「千福年運動」了。船貨崇拜乃出現在美拉尼西亞區域與巴布亞新幾內亞地區中一種宗教、殖民歷史、在地傳統與現代性交織而成的現象。1930年代以後,歐洲殖民者帶來的基督教信仰,與當地既有的信仰,逐漸結合成此現象,當地人相信逝去的祖靈亡魂會攜帶著大量的物資跟著歐美的船隻返回,然後就像童話故事中王子與公主的結局一樣,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這也是基督教中預示的美好千福年的時代來臨。

當我問及Sumundo的朋友們是否有聽過船貨運動或者與之相關的黑色耶穌教派時,他們幾乎不假思索地告訴我:「我們聽過這個事情,而這裡的人們並不相信。推動船貨運動的黑色耶穌教派只有在Madang才有,而且他們前一陣子才被警察抓了。」他們回答中那種急於撇清關係的語氣讓我有點訝異,我在來之前對於這裡的想像,以為黑色耶穌或者船貨運動崇拜在新幾內亞或是美拉尼西亞是很普遍的現象,沒想到在這裡的人的認知中,那是只有在Madang這個區域有,而且還被國家機器給抓了。不過,新幾內亞境內有八百多種語言,除了新幾內亞島之外,還包含周邊許多的群島,文化與社會現象其實相當多元,這裡的人說的是否就能一語道盡整個巴布亞新幾內亞或美拉尼西亞的狀況,也值得進一步探詢。在當地人對於船貨崇拜運動的回答中,讓我想到,好像從前只能從投影的螢幕上,看著由各種文字所構成的影像來理解這裡,而現在,除了那個滿是文字的螢幕之外,似乎在螢幕的背後有著淡淡的人影,而且是會說話的真實的人,說著他們的聲音,即便那個聲音對於來說還是相當的微弱與模糊,但絕對是需要花更多時間去學習辨認的。換句話說,若是對教科書上提及的船貨運動現象,有興趣更深入地理解不同時間與空間的狀態,作為一個人類學家,當然,就需要更長時間的深入觀察與體驗,才能比較有機會趨近於理解這些現象背後的社會事實。

當我在Sumundo的Boys House裡喋喋不休地問著一些奇怪的問題時,那位黑版達摩地方行政官已經吩咐幾個小男孩在Boys House四周圍徒手爬上乾爹之前形容的,像臺北101一樣高的椰子樹上採摘耶子,送給我們喝。在離開Sumundo之前,Keve提醒我,最好給這些孩子們一點零用錢,表示禮尚往來。我掏出10kina,由Keve交給其中一位看來年紀較大,目光炯炯有神的青少年。隨後,孩子們與其他村民們看起來很開心地在岸上,揮著手的身影隨著轟隆隆的汽艇引擎聲中,逐漸地縮小遠去。

我們朝著下個村落,也是今日的落腳處Kambod而去。也許是剛剛在Sumundo問上癮了,又或許是Sepik河沿岸的景色似乎開始一成不變,即便如此壯麗,但是在船上的時間久了,隨著引擎的轟隆隆聲,也足夠讓我痲痹了,甚至都不再注意到自己的痛風逐漸在吹起來的事實。為了不讓自己的腦袋太容易陷入痲痹且不思考的狀態,我在船上又開始問問題了。這次的問題則跟部落政治有關。

先前在Sumundo聚落,除了那位黑版達摩先生是地方行政官外,而Kevec也告訴我當地還有一位傳統的 ”Chief”,剛剛過世沒多久而已。這件事引起我的好奇心,一方面這個現象跟許多台灣原住民部落中狀況有點類似,亦即傳統領袖與國家制度下的領袖共存在同一個聚落當中;另一方面之前讀過美拉尼西亞包含新幾內亞地區,傳統領袖制度通常在人類學中,被稱為Big Man(大人物)形態的社會,而玻里尼西亞區域的政治制度則偏向Chiefdom(酋長)形態,這是著名的人類學家Sahlins在1970年代給予的分類。Sahlins指出Big Man的社會地位來自於交換所招致的財富累積,且名聲與權力建立在財富之上,而玻里尼西亞的Chiefdom社會形態中的政治領袖權力來自世襲的階序關係。然而,1980年代另一位人類學家Godelier就跳出來嗆說,Sahlins把美拉尼西亞地區的社會階序形態分類太過簡單,他以Baruya人的民族誌說明,其實這個區域還有另一種形態,不能簡單稱之為Big Man,而是可以被稱為Great Man(偉大人物)。Godelier認為偉大人物的領袖地位並非僅建立在財富的累積與競爭上,而是建立在財富的重新分配上。

首先,關於一個聚落中有兩個領袖的問題,在台灣的狀況是,大多數傳統領袖的政治功能是幾乎或完全消失的,剩下的僅存在象徵或認同的功能,極少數能掌控部落的政治運作。然而Keve告訴我,在這個區域中,Chief的勢力經常仍能凌駕地方行政官的控制,當兩方發生意見不合時,Chief仍然是最有影響力的人。這與臺灣狀況相當不同,其中是否牽涉到國家力量尚未能控制此區域有關,或是有其他的可能性,也是將來可以研究的問題之一。至於在傳統領袖的形態上,也許是我問問題的方式不對,Keve的回答讓我的疑惑更多。首先,我ㄧ直用Big man來詢問有關傳統領袖的事情,而Keve總是以Chief來回答我。若依照Sahlins的分類,Chief應該多出現在玻里尼西亞地區,而非被分類為美拉尼西亞的這裡,且有種世襲繼承的意味。當我問到Keve這裡的Chief是如何產生的,一開始的回答即以父傳子繼承來說明,當我追問若村子裡出現更有錢的人物時,Chief會不會變成那位有錢的人?「不會,因為特定的氏族有特定的mana (靈力)!」Keve斬釘截鐵地說。「那如果Chief沒有後代,而村子裡又有另一位有錢人的話,那個有錢人是否能當Chief?」我不死心地追問。這時Keve猶豫了一下才說:「這時有錢人可以取代Chief變成新的Chief。」我想Keve的回答似乎也不是很肯定。

從Keve的回答中,至少可以判斷出這裡的傳統村落領袖制度,恐怕並非我過去讀到的文獻中所描述地這麼單純,其中可能有許多的變異或者因為時代的變遷,產生一些差異,而1980年代之後的民族誌,我並未進一步接觸,因此當下也無法做出判斷。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目前這裡的領袖制度很難用Sahlins的二分法予以區分。就如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研究員黃應貴老師曾經運用Sahlins的分類概念將台灣原住民的社會分類成A型的階級社會,傾向於酋長制的社會,權力與名聲是透過繼承而來,如排灣、魯凱、卑南、阿美、鄒;而另一型為B型社會,例如泰雅、布農與雅美,傾向大人物社會,強調個人能力的競爭,但是賽夏族似乎很難被歸類在這兩類當中。而我自己也認為黃應貴將阿美族歸類在A型的類似Chiefdom的社會體系中似乎也有待商榷。雖然阿美族的階序需經過年齡組織一階一階爬到特定的年齡階層後才有機會掌握大權,但是個人的競爭在權力的取得上,也是相當重要的要素,看起來比較像是A型與B型的綜合體。

不論是關於此區域的船貨崇拜現象或者聚落領袖的制度,當地人的回答都讓我有點訝異於與過去所讀文獻的差異性,而這麼短的,單一的問與答似乎也無法讓人瞭解實際真正的狀況如何。唯一確定的是:「如果要深入瞭解這些問題,只有更長期地待在這裡,與人們有更深的互動,才有機會慢慢撥開上面這些問題產生的薄霧,看見一個比較清晰的地方圖像。」在船上自顧自地想著這些問題時,遠方已經出現一個橫跨兩岸的大型聚落,叢林間升起一縷一縷的炊煙,我們抵達今晚要落腳的Kambot了。

已經看到Kambot村了